东西问｜任雪莉：“藏礼于器”“藏礼于饰”，东西方如何以“金”追“礼”？ - 爱游戏

“藏礼于器”的中国吉金青铜器与“藏礼于饰”的希腊化时期黄金器物，虽然风格迥异，但都反映了东西方古代先民共通的精神追求，作为承载信仰、界定身份和记录生命仪轨的重要物质载体。

为何贵金属会成为东西方礼制与精神的载体？华夏吉金与希腊黄金在使用方式、审美取向和制度表达上存在哪些差异？将这两类贵金属文物置于同一叙事框架下，对理解文明的延续与交融有何启示？近日，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任雪莉就此接受了中新社“东西问”的专访。

中新社记者：为何东西方不约而同地选择贵金属作为礼制与精神的载体？

任雪莉： 陕西历史博物馆近期推出的“文明以止——希腊化时期的黄金艺术”和“金石学在陕西——追金”两个展览，分别以黄金和青铜为切入点，展示了东西方文明如何通过贵金属器物构建信仰体系、规范社会秩序和完善人生礼仪。

这种现象并非偶然，根源在于贵重金属稀有、耐久、光泽夺目的物理特性，使其天然具备象征神圣与永恒的潜质。更深层次的追问在于，不同文明如何将这种物质潜能转化为文化属性。

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，陕西是周秦汉唐文化的核心区域。境内出土的长篇铭文青铜重器数量居全国之首，也是金石学发源地。成语“一言九鼎”、“钟鸣鼎食”等都体现了商周时期“藏礼于器”的思想，青铜器成为礼乐制度的载体，是国家秩序和宗法伦理的具体体现。尽管青铜器后来从宗庙重器变为日常用器，但其承载的礼制精神在明清孔庙祭典中得以延续。

在世界另一端，希腊化时期及古代世界，黄金珠宝既是身体的装饰，也是正式场合的华美点缀，彰显佩戴者的社会阶层、官职、财富和权势。黄金珠宝也是女性贵重的私产和嫁妆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婚礼等关键人生礼仪场合佩戴，具有趋吉避凶的意义。黄金还被献于圣所，作为感恩或祈求神明保佑的信物。黄金珠宝也随逝者一同进入墓地，人们相信其永恒属性可保灵魂不灭。

因此，尽管东西方选用不同贵金属，但基于人类共通的物质认知和精神需求，都将其作为承载信仰、划分等级、见证仪典的核心媒介。贵金属由此成为文明秩序的“物化符号”，这一共识是两场展览得以对话的逻辑基础。

中新社记者：华夏吉金与希腊黄金在使用方式、审美取向和制度表达上存在何种不同？

任雪莉： 在共同的物质认知和精神需求基础上，东西方文明各自发展出截然不同的路径，这种差异性恰恰构成了不同维度间文明的对话。

在使用方式上，中国青铜器以宗庙祭祀和墓葬礼仪为核心场景，注重器类组合与空间摆放，通过器用制度彰显礼制规范。西周青铜器多铸有长篇铭文，用以“纪功伐”、“颂祖德”，将文字与器物融为一体，使礼器成为历史记忆的载体。希腊黄金则以贴身佩戴为主，花环、项链、耳环、戒指等首饰广泛用于婚嫁、丧葬、献祭等人生仪礼，其使用方式更强调个体身份的即时彰显。

在审美取向上，西方偏爱黄金搭配玛瑙、青金石、珍珠等宝石，崇尚华丽璀璨、贴身装饰的美学趣味，强调材质对比与视觉冲击。华夏则自古尚玉，青铜器虽为吉金，其美学追求重在造型的庄重、纹饰的神秘与铭文的厚重，呈现出内敛而深沉的气质。这两种审美取向折射出东西方对“神圣”与“尊贵”的不同理解。

在制度表达上，希腊化时期，桃金娘叶或橄榄叶造型的黄金花冠仅贵族可佩戴，普通民众只能使用铅、锡仿制品，等级划分依据使用者身份高低。中国青铜器也遵循严格的器用制度，例如列鼎制度，天子用九鼎、诸侯七、士大夫五；天子祭祀用太牢（猪牛羊三牲），诸侯用少牢（猪羊）。

制度的演进方面，希腊化时期黄金艺术展现出跨地域文化交融的活力，印度宝石工艺、埃及装饰纹样、希腊雕塑美学相互融合，诞生出独特的希腊化金器风格，证明了文明互鉴对艺术创新的推动作用。中国的青铜器则形成了一条内生、连贯、代代相承的发展脉络，从商周青铜重器，到宋代文人的收藏与仿制，再到明清孔庙的祭祀铜器，礼乐精神一脉相沿。这种精神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内在动力。

中新社记者：两大展览均以“金”为媒，将两类贵金属文物并置于同一叙事框架，对理解文明的延续与交融有何启示？

任雪莉： “金石学在陕西——追金”与“文明以止——希腊化时期的黄金艺术”原本是两个主题不同、叙事各异的展览。我们将两者并置重组，并非简单的同期展出，而是在策展层面进行再创造，让吉金的厚重与黄金的璀璨同台对话，使两个独立展览在并置中催生出超越单展的文明互鉴意义，重塑出一个以“追金”为名的更大叙事格局。

这一策划跳出单纯的器物陈列，旨在打造兼具学术深度、人文温度与国际视野的文明叙事。其深层启示在于：

其一，文明因交融而创新。希腊化黄金艺术是多元文明互鉴的生动样本。亚历山大东征打破地域壁垒后，各地工艺、宝石材质、神话符号相互渗透，金器上可见希腊神话题材、西亚镶嵌工艺、埃及装饰纹样共存。这证明交流互鉴是文明保持活力的重要动力，封闭则衰、开放则盛是人类文明的普遍规律。

其二，文明因延续而绵长。华夏吉金所承载的礼乐秩序，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、从制度到精神的转化。商周青铜铭文被后世金石学者传拓考证，仿古铜器延续三代礼乐内核，祭孔仪式复现青铜礼器传统——器物、文字、精神代代相承，构成连贯而深厚的文明脉络。这种连续性使中华文明在面对外部冲击与内部变革时，始终保有稳定的文化内核。

其三，文明对话的意义在于“各美其美”。以吉金与黄金为媒介开展对话，并非评判优劣，而是在对照中看见文明的多样姿态与独特价值。当希腊黄金的璀璨光泽与华夏吉金的端庄肃穆交相辉映，我们既能读懂东西方先民藏于金属之中的秩序与信仰，也能清晰认知自身文明独特的连续性与创新性。文明因交流而多彩，因延续而绵长，这或许就是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