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西问丨郭中华：涉马边塞诗词何以成为新疆与中原交流的生动载体？ - ayx

丝绸之路横跨万里，连接着中原与西域，这条古老的通道上，马不仅是重要的交通工具，更是贯穿千年的文化象征。在中国古典诗词中，马早已升华为中华文脉中永恒的精神图腾。

为何涉马边塞诗词能够有效促进西域与中原文化的交流？就此，中国新闻社“东西问”专访了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、副教授郭中华。

记者：马与古代诗词之间有着怎样的密切联系？

**郭中华：**中国的马文化历史悠久，人马之间亲密的关系是其重要特征。从古至今，从帝王将相到寻常百姓，爱马、养马的人数不胜数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马自然成为了历代文人墨客歌咏的对象。从先秦《诗经》中的“陟彼高冈，我马玄黄”，到唐诗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，再到宋词“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”，以及元曲“古道西风瘦马”……马始终是文学艺术长廊中一个重要的意象。

在文人笔下，马早已超越了坐骑和交通工具的范畴，成为精神图腾、情感寄托、人生写照；它是承载时代脉搏与文人情怀的复合文化符号，是连接诗人与时代、个人与国家的文化纽带。

记者：涉马边塞诗词为何能有效推动西域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互动？

**郭中华：**首先，历代涉马边塞诗词是构建和传播西域形象的重要窗口。

张骞打通西域，丝绸之路正式开通，东西方交往的大门由此敞开，涉马文学与西域文化的联系也随之开启。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和《汉书·西域传》都记载了“西域出良马”。大宛的“天马”更是成为西汉诗赋歌颂的对象，汉武帝创作的《天马歌》《西极天马歌》等诗篇，将西域良马神化为“天授神物”，赋予其政治和文化象征意义。这些作品标志着中原涉马文学将西域纳入了主流的叙事体系。

魏晋时期以后，民族迁徙频繁，西域与中原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上的联系持续不断。前凉在高昌设郡，中原制度逐渐西传，同时西域的胡马持续输入中原，成为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撑。涉马边塞题材在文学创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。曹植的《白马篇》中的“白马饰金羁，连翩西北驰”，张华的《壮士篇》中的“乘我大宛马，抚我繁弱弓”等诗句，虽然是泛指，但“大宛马”和“西北驰”明确指向地理方位，暗示了对西域方向的军事构想。

到了唐代，涉马边塞文学创作达到鼎盛。一方面，这得益于唐朝在西域设立安西、北庭都护府，建立了完善的驿传系统；另一方面，以岑参、高适、王维为代表的边塞诗人亲身经历西域，重新确立了文人对西域的地理认知。特别是岑参，两次亲赴西域，深入腹地，创作了大量西域边塞诗，为后人树立了边塞书写的典范。他诗中的“胡地苜蓿美，轮台征马肥”、“马疾过飞鸟，天穷超夕阳”、“平沙向旅馆，匹马随飞鸿。孤城倚大碛，海气迎边空”等，都描绘了以马为代表的西域地理风物。

唐朝之后，与马相关的边塞诗词创作从未间断。宋代的汪元量、陆游，元代的耶律楚材、丘处机，明代的陈诚、吴伟业，清代的蒋平阶、纪昀等，都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边塞作品。

在这些涉马边塞作品中，马不仅是物质载体，更展现了作者对西域边疆的描绘和情感投射，并成为“帝国威德远播”的文学象征。诗人以西域为背景，将马升华为国家力量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象征；西域的马种、乐舞和军事实践，则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现实素材和艺术灵感，形成了“现实—象征—审美”三位一体的涉马文学体系。在这个文学书写体系中，一个自然风光辽阔苍茫、雄奇壮丽，人文风情迥异中原、异彩纷呈的西域形象，也得以成功塑造并广泛传播。

其次，从历史进程来看，涉马边塞诗词是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媒介。

随着涉马边塞文学的兴盛和传播，龟兹乐、疏勒乐等西域乐舞，以及与马相关的军乐、鼓角之声等，通过诗歌这一媒介传入中原音乐体系，为涉马诗词的声律表达提供了新的艺术源泉。宋代沈辽的《龟兹舞》诗写道：“龟兹舞，龟兹舞，始自汉时入乐府。”唐代十部乐中，有五部来自西域。诗歌与胡乐的结合，使得涉马文学不仅具有文本性，更具备了表演性和仪式感，极大地推动了西域乐舞文化在军中和民间的广泛传播，甚至形成了长安“胡风”盛行的局面。相应地，西域的各种习俗也日益渗透到中原士人的生活中。

随着往来西域的士人增多，中原的文化艺术也传入西域。尼雅和楼兰等地出土的大量汉文木简，吐鲁番出土的晋唐时期文书，以及库车附近发现的大量汉文典籍，都为这一现象提供了有力证据。西域的汉语和“胡语”逐渐通用，精通汉语的西域民众甚多。魏晋以后，西域民众学习汉文化蔚然成风。《新唐书》记载，哥舒翰“好读《左氏春秋》及《汉书》”。岑参有“花门将军善胡歌，叶河藩王能汉语”的诗句，耶律楚材也曾说“素袖佳人学汉舞，碧髯官妓拨胡琴”。到了元代，涌现出大量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西域作家，如贯云石、萨都剌等，并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家族，如高昌偰氏文学家族、高昌廉氏文学家族等。

涉马边塞文学的广泛传播，也促进了西域马文化与涉马文学的兴盛与繁荣。在交通运输、生产贸易、民俗娱乐等各个领域，都充满了马的身影。以马为核心意象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日益繁荣。中国的三大英雄史诗，都与西域马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。而在西域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、民间故事、歌谣谚语等文学创作中，马也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。

记者：在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中，马这一文学意象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？

**郭中华：**从历代涉马边塞诗词可以看出，马这一文学意象所承载的文化内涵，经历了逐步丰富和拓展的历史过程。在不同时期、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中，马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各不相同。特别是对于马背民族而言，他们对马的情感寄托更为深厚。而这些文化特质，通过涉马边塞诗词的交流和融合，不断拓展着文人的想象空间。中原与西域涉马文学书写的交流互鉴与融合演进，不仅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内涵，更体现了多民族文学在历史长河中的互动共生，为中华文学的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有力证明。

在中原与西域长期的文学互动中，马作为独特的书写对象，已经超越了单一族群的界限，成为中华文学中连接中原与边疆、现实与理想、力量与精神的重要意象。它凝聚着游牧民族的奔放精神与中原士人的建功之志，寄托着边塞情怀与家国意识，成为见证西域与中原文明互鉴、情感联结的核心镜像之一，映照出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共生，更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符号。

受访者简介：

郭中华，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；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后（在站）；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、副教授。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、道教文学与文化。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，参与省部级项目多项，出版《金元全真诗词研究》《金元全真文学研究》学术专著2部。在《文艺评论》《民族文学研究》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。